新历史主义认为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

历史本来是静止的，是冰冷的，对其探究、解剖、诊断、解读，无不加入了解读者的主观情感色彩。而解读者因经历、学养、立场、感情不同，所处时代、环境有异，从而使得解读不可能完全客观。因此，无论是历史学家推崇的秉笔直书，还是文学家钟爱的放飞想象，主观偏向性都是不可避免的。由此，历史获得了无数种被讲的可能，从而充满着诱惑和迷魅，历久弥新。

《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》是“讲史”方式创新的一次大胆实践。

影片将自《公民凯恩》（1940）《罗生门》（1950）直至《罗拉快跑》（1998）《英雄》（2002）《源代码》（2011）等悬疑电影表现手法，与纪录片的形式结合了起来，特别是以当事人——被误杀的唐腴庐亡灵的视觉对当时国内外形势、刺杀对象、杀手、相关人员，以及刺杀过程及结果等进行了全景式的介绍，这种极具创意的表现手法，综合电影和记录片之长而蹊径独辟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“讲史”方法。既兼顾了教材和史书中的既定观点和材料，又设身处地地揣测小人物在大时代所思所感，对历史偶然性所衍生的传奇性和荒诞性，做了独特地影像化评述。

偶然性是《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》叙事的戏眼，也是本片的重点和看点。

所有偶然的集结，促成了制造历史事件的惊天图谋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日本公使重光葵被睡眼惺忪的列车员失误叫醒，大光其火地提早下车躲过一劫，导致“魔法军人”田中隆吉枉费心机。而穿同款服装的助理唐腴庐被误杀，导致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逃出生天。斧头帮小喽啰“小泥鳅”与军师郑抱真想救人却误打误撞地引发了枪杀，而无名小卒唐腴庐莫名其妙地李代桃僵成了替死鬼。此前，“暗杀大王”王亚樵派手下庐山行刺蒋介石，却被包裹手枪的火腿纸包泄露天机，功败垂成。其后，郑保真于次年在淞沪抗战策划轰炸日军旗舰，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被炸死，而重光葵则被炸断了一条腿。大难不死的重光葵历任日本驻中国大使、伪满洲国副总理、驻苏联、英国大使、外务大臣，被称“跛子外长”，还在1945年9月2日代表日本政府与梅津美治郎签署投降书。命大者还有宋子文，他几乎可以称得上民国历史的掌舵人之一……

历史本来不应该是那样的，但是无数的偶然却使其成为那样，历史显得那么吊诡和不可捉摸，冥冥中似乎一切早已安排，因为人算不如天算。

在“刺宋事件”中，仁人志士以弄潮儿自潮头立的姿势力图为国家命运掌舵，政客军人如巨礁和险滩一样的筹划惊天阴谋意欲改变历史航向，而小人物则如浮萍一样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被挟裹着，身不由己随波逐流。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！百年弹指间转瞬即逝，曾经纵横捭阖的枭雄，和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小民一样，都已变成尘埃。读史可以使人明志，看史亦常使人茫然。个人之于历史，都被“偶然”这种一如天命的东西掌管者，“偶然”充满着戏剧性，顽皮而不听调教和指挥，如万斛泉涌，不择地而出，亦如空穴来风，来无影去无踪，玄之又玄，好似众妙之门，让以求真为天职的史学家劳心伤神，惶惑不已，给以想象为使命的故事家平增无限的欢喜和乐趣，也给后人的街谈巷议留下了无穷的谈资。《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》得其三味，拎出“偶然”作为戏眼，结构故事，致敬了《罗拉快跑》，使纪录片与后现代叙事相粘连，使非虚构叙事变得亦真亦幻，在影院电影中卓尔不群，独树一帜。

唐腴庐的爱妻望夫不归，佳人肠断，侠肝义胆的刺客王亚樵给她送去慰问金壹仟元致以歉意。而唐腴庐的妹妹——和陆小曼并称为“北陆南唐”的唐瑛与宋子文姻缘亦就此止步，小人物的小幸福和小快乐被大时代的狂飙突进强势碾压，才子佳人的故事也未能如唐传奇和明清戏曲那般好事多磨，结局美满。家国一体，处乱世，个人的幸与不幸也是偶然，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就如此以“偶然”的方式连结。

僵冷的历史一经个人叙述便就有了生命和温度，变得鲜活。特别是以被偶然卷入，遭受无妄之灾，成为历史祭品的唐腴庐亡灵的视觉来讲述——这种来自《罗生门》创意的更是令人耳目一新。阿加莎式的悬疑推理叙述手法，使画面如《源代码》一样一次次后退，一次次重新来过。这种叙事的推演，使尘封于档案馆里的历史谜案，变成了一个扣人心弦的侦探故事，烧脑而又奇趣盎然。艺术贵在创新，《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》叙事手段不落窠臼，画外音对芜杂历史背景的条分细缕，充满象征隐喻的画面和景象，导演的入画，学者和史学家的访谈，诸多教科书照片的搬移和解读，历史人物和历史现场的搬演和还原，使得本片叙事枝繁叶茂而个性张扬。

总之，《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》探骊得珠，充满了温度和机趣，充满了感性和哲思，为纪录片讲史拓出了一条新路，谨祝导演后续的“刺杀系列”创作花生满路，佳构连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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