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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建勋:加强需求侧管理有何新意与深意

日期:2021-04-27 阅读:

思想者小传

石建勋 新葡的京集团3512vip网站特聘教授、财经研究所所长、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、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,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首席专家,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,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,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。

“十四五”时期,必须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,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,加强需求侧管理,建设强大国内市场。

需求侧管理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,马尔萨斯在《政治经济学原理》中提出“有效需求不足论”,否定了李嘉图的“消费无限论”。

第一次工业革命后,生产力快速增长,产品销售和就业却出现周期性下跌。当时的学者普遍认为,除非政策调控,否则不可能有足够的有效需求来消耗工业日益增长的产出。

20世纪30年代,凯恩斯在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中提出,居民消费、投资需求不足,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需求不足,从而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。政府应当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、财政政策等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,刺激市场需求,促进经济增长。这一凯恩斯政府干预经济理论为各国政府所采用,推动了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建以及随后几十年的迅速发展。

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,各国在重新采取供给侧举措的同时,也没有放弃需求侧管理。美国政府除了强调生产端的结构性改革和供给端的转型升级,还推出了多轮涉及需求侧管理的量化宽松政策;欧洲各国政府的救市举措、日本的所谓“安倍经济学”等,也试图通过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,实现双轮驱动。

从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来看,需求侧管理不能说是一个新名词、一个新的政策选项。那么,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提出加强需求侧管理,有何新意与深意?有何新内涵和特点?如何有针对性地加强需求侧管理?

仅仅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难以解决所有的问题

加强需求侧管理是回应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、推进高质量发展、构建新发展格局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长期战略举措,而不是短期应急之举。

加强需求侧管理,就是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,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,畅通生产、分配、流通、消费诸个环节堵点。

回顾历史,为应对经济过热和国际经济危机,我们曾采取过短期的需求侧管理政策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面对供给过剩和供给相对不足的失衡问题,我们全面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以切实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我国经济结构得到优化。但对标新发展阶段、新发展理念、新发展格局,我们既面临供给端结构性问题,也面临需求端总量性问题。仅仅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难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

认清形势、把握大势、顺势而为,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和方法论。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,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;不久后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,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,注重需求侧管理,打通堵点,补齐短板,贯通生产、分配、流通、消费各环节,形成需求牵引供给、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,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。

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长期战略部署来看,需求侧确实需要改革。需求侧改革有着比供给侧改革更深刻的内涵、更广阔的范畴,是一个更复杂的系统工程。当供给侧产能过剩、技术落后时,可以采取去产能或技术改造等手段。但当有效需求疲软时,就很难用一些简单直接的措施来实现预期目标。

需求疲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如消费者没钱花、花钱有后顾之忧、供给质量不高无法满足消费等。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,导致需求侧改革的针对性、有效性和及时性大受影响。因此,从需求侧管理入手,显得更加稳妥和现实一些,体现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。

发挥超大规模优势,助力大国经济向强国经济迈进

供给和需求是国内大循环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两大内生动力源。就需求侧管理而言,主要具有以下几大特点:

一是长期性。

以往的需求侧管理更多是通过短期的总量政策刺激,达到快速调节需求总量和平滑经济波动的目的。构建新发展格局下的需求侧管理,不是着眼于解决短期经济过热或需求疲软的阶段性政策调整,而是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战略需求的部署,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趋势,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,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长期战略调整,是实现大国经济向强国经济迈进的长期战略布局,聚焦的是制约总需求增长的中长期性、系统性问题等。

二是全局性和战略性。

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全局性的战略布局。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需求侧管理,是事关全局的深层次变革,涉及扩大内需战略、构建完整内需体系、完善社会分配制度、健全需求传导机制等一系列内容。

近年来,我国经济“三驾马车”拉动的局面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尤其是过去几年,对外贸易、跨境投资、国际技术合作遭遇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冲击与挑战,“脱钩”威胁和危险仍然存在。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看,需求侧管理是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的“一发”,既是改革的难点,又是改革的牵引点。

加强需求侧管理,有利于提高供给侧改革效率,有利于构建强大的国内经济大循环。这是应对挑战和压力的关键所在。

三是系统性。

需求侧管理是一项以形成强大国内市场、满足国内各类市场主体需求、全面释放需求活力与潜力、推动需求与消费升级、形成供需良性互动为目标的系统性工程。

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,要处理好上游、中游、下游的关系,处理好大循环、中循环、微循环的关系,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,处理好不同地区、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。

四是动态性和时效性。

一方面,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多层次、多样性的。个性化、碎片化和国际化的消费需求变化,不断为需求侧管理带来新要求、新内涵。

另一方面,国内外发展环境不确定性增加,给需求侧管理带来新挑战、新问题。要把握新要求、新挑战、新机遇、新问题,更加重视对接动态需求,做到主动求变、科学应变以及顺势而为,趋利避害,形成需求牵引供给、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。

五是国际性。

需求侧管理的范围既包括国内需求,也包括国际需求。国内需求和国际需求相互影响、相互关联、相互支撑。影响需求侧管理的因素既包括国内环境和国内市场因素,也包括国际环境和国际市场因素。因此,需求侧管理可谓在更高层次开放条件下的管理,要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、运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资源,让中国不仅作为“世界工厂”,更要成为“世界市场”。

提升就业容量和质量,破解不能不敢不愿消费难题

下一步,如何加强需求侧管理?

一方面,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,扩大居民消费,提升消费层次。

坚持扩大内需是一个战略基点。要加强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科学研判,积极分析、超前预判消费需求变化特点和趋势,引导供给提前布局,用合理的供给总量契合需求变化,用创新的供给种类创造新需求。

一个重点是依托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和业态创新,精准识别消费者偏好和需求,挖掘个性化消费潜力以及二三线城市和县乡消费潜力;另一个重点是推进中高端消费本土化,进一步降低税费,探索减少中高端消费市场准入限制。

加快培育和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,也是一条可行路径。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,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,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。

通过科技和业态创新,扩大新型消费供给,形成一批新增长极,从而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,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,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。

另一方面,加强需求侧管理,关键要切实解决不能消费、不敢消费、不愿消费的问题。

先来看就业问题。就业是民生之本,也是扩大消费之本。要以更大力度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,优化就业创业环境,以创新引领创业,以创业带动就业。

要采取措施有效扩大就业容量、提升就业质量。比如,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支持力度,鼓励平台经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新型就业形态。又如,重点促进高校毕业生、农民工、困难人员就业创业,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,帮扶残疾人、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,使劳动者生活更加体面、更有尊严。

再来看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。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,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,提高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占比;要探索通过土地、资本等要素使用权、收益权,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;要深化个税改革,降低企业社保和纳税负担,完善再分配机制,加强第三次分配作用,等等。

最后来看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。要强化民生兜底保障,将困难群众按规定纳入政策保障和就业援助范围。同时,加快推进社保转移接续,健全基本养老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,不断提高城乡教育医疗服务高质量、均等化发展,努力消除百姓的后顾之忧。

聚焦若干短板领域,发挥有效投资的支撑优化作用

加强需求侧管理,还需要聚焦新基建、新经济,发挥投资对优化结构的重要作用。

扩大投资需求的实施重点是优化投资结构、促进民间投资、拓展投资空间,通过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,通过投资优化社会供给。

要把产业链提升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,清除阻碍民间投资的“玻璃门”“弹簧门”,进一步调动企业和企业家积极性,推动企业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,推进一批强基础、增功能、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。

要聚焦基础设施、农业农村和民生保障等既有需求又有空间的短板领域,进一步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、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支撑作用。

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,带动消费提质升级;准确把握数字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发展趋势,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;促进信息化、智能化消费以及高科技产品消费、绿色消费、文化消费等,加快推进以文教娱乐为代表的服务消费升级。

加强需求侧管理,还需要有序引导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。

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,实际上解决的是“钱生钱”问题。要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完备和畅通的投资渠道,如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,对证券违法活动保持“零容忍”高压态势,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效益,不断健全退市机制,重点监管欺诈发行、财务造假、内幕操作、恶意炒作和信息披露违规等行为,进一步营造良好投资生态。

理念转变至关重要。要在更高起点上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,提升个体金融素养,加强财富管理教育,倡导长期投资、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文化。

总之,需求侧管理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,涉及中央和地方、政府和市场,贯通生产、分配、流通、消费各环节,事关深化收入分配制度、户籍制度、土地制度、住宅制度、教育制度以及社会保障、医疗保障等领域,必须确保系统集成、整体推进,从而实现最优效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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