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对淮河，我们该平移时空维度，才能看清并读懂淮河的尴尬与苦难。如今，长江、黄河甚至大运河，都在时代宏大叙事中光辉闪耀，淮河却依然低调处于一隅，完全不在大众关注的视野之内。因此，潘大明先生的《湮没的帝都：淮河访古行纪》的出版，就补上了这个缺憾。历史和现实结合叙事，是本书写作最大的视角创新。除了历史资料的爬梳，更需要现实感受的补充，有了当代视野，文本才能可感，历史才会活起来。作者数年的淮河行走和探究，通过大量的感受细节弥补了淮河历史叙事的不足，也拉近了我们与淮河的距离。
扭曲的水道
作为中国三条重要的由西向东流向的河流之一，淮河夹在长江、黄河之间，并行不悖。虽然流长和覆盖面积不如长江、黄河，淮河也流经河南、安徽、江苏三省，流域覆盖了20万平方千米，也承担着自然对人类和社会哺育的使命。但是，淮河流域的自然地理安排，却一直受到政治和文化地理的影响和冲击，始终处在命运跌宕、落差极大的历史和现实困境中。早在“1194年，南宋绍熙五年，黄河决口，洪水汹涌，通过泗水强势侵入淮河”，淮河就变得暴躁起来。历史上最大的伤害，是明弘治六年（1493年），黄河张秋堤防决口，皇上派刘大夏（主事郎中）治理黄河，筑太行堤阻北向黄河水，而南支黄河水流再次夺淮河入海，淮河分流了黄河洪水的压力，自身却陷入更大的险境，开始了淮河替其他水系背锅的历史。从此淮河河道紊乱，河水出口无序，其干流不得不经江苏扬州借道长江入海。淮河水也开始忙乱分流，分流的水系就成为许多河流和湖泊的主要水源。彻底断了水脉流向的淮河，也就没有了大河自然顺畅的底气。随后，淮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连年水灾，基本处在旱涝交替的晦暗之中。以至于到“清康熙十九年，大洪水将明祖陵和泗州城彻底吞没，被沉于洪泽湖底”。淮河似乎用尽了全部力气，输给洪泽湖70%的水量，成就了中国第六大湖洪泽湖。
从自然地理和文化维度上看，淮河与长江、黄河一起曾共同建构了中原的地理概念和文化区域概念，但淮河的边界一直不如长江黄河清晰可辨。长期以来，民间都习惯以淮河分界南北。确实，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上隔一条淮河，如同两个世界。“南岸吃稻米，北岸食麦子；南岸砖木结构建筑为主，北岸依然典型夯土建筑；语言上也差异大，南岸平舌发音，北岸却十足的卷舌发音。”这些明确的事理证据，足以证明两岸分属南北两个不同的区域。而幅员辽阔的国土，历史上最宏大的区域划分，就是南北之分，其中包含了自然、气候、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评价等众多因素。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变迁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不断迁移，其走势基本是政治中心逐渐北移，文化和经济中心却向南向东靠近。与政治经济对应的是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也一直在动态调整和转移，淮河流域逐渐走低的政治与经济，也使得人口开始大量流失，生活和文化质量连带走低。淮河流域就被彻底边缘化了。即使朱元璋为了巩固政权，打击江南豪族，曾强令江南富商移民淮河流域，但依然于事无补。因为，淮河已经元气大伤，生态贫瘠，根本无法短期恢复。看似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两岸交流，但“三不管地区”结局就是无人问津，形成地理学上的边际负效应，淮河一直以地理生态流变的灾难和痛苦承受者示众。
骄奢的王道
淮河的沉浮跟明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。朱元璋在其不惑之年（1368年）登上权力顶峰，“完成赤贫到皇上的逆袭，建元洪武，立都南京，开启延续200多年的大明王朝”。从朱元璋登基开始，明王朝权力运作的核心要务，就是巩固朱家王朝的权力基业。朱元璋登基初始，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政权的合法性依据。农耕文明的政治逻辑，血缘不但是最根本的生命连接依据，也衍生出政治接续的法理和道义依据。寻根问祖就是最直接、最有效、最有说服力的路径。作为三代赤贫的朱家，淮河流域曾经是他体验贫穷最深刻的地方，也是他政治起步的地方，但实在没有光耀的祖宗遗迹可拜。为了创造一个够得上权力顶峰的血缘脉象，朱元璋决定不惜工本，在一个全无皇家气象的地方，凭空修建祖庭，打造够规格的基因条件。这不但暴露了他光宗耀祖的心理满足和虚荣心，也开启了陵墓修建的规模化和层级化的先河。但是，这儿确实够不上皇家气象应有的条件，朱家王朝的阴界构造，要让其父辈归位在淮河流域，为朱家注释一个血缘出处。从朱元璋开始，并未一以贯之守在这片过于寂寥的土地上，作为明王朝开朝皇帝朱元璋就长眠在南京明孝陵，朱棣迁都北京后，其子孙都落葬在北京的十三陵。
与朱家王朝阴界构造平行的是都城的建造与迁移，依然受控于权力运作思维的主导。朱元璋的皇宫建筑权力话语的现实实践，是选定淮河边的凤阳为都城，为了给开启鸿运的明王朝贴合法的标签，彰显其合法性，取“国朝启运……，势如凤凰，斯飞鸣而朝阳”之寓意，故曰“凤阳”。在凤阳大兴土木，建设都城。朱元璋与四子朱棣两代接力，花费30多年，才基本完成明中都的框架建设。但是，这儿实在无法承载权力中心需要的物质和文化条件，所以，明中都从开始就带有乌托邦般的虚构性质，都城并未起驾，就被无限搁置了。但是如此宏大的建筑，总归有个交代吧，脑袋一拍，就成为皇家子孙犯戒软禁惩罚专有之地。但凤阳宏大的明中都的规划与空间布局，确是实实在在影响了后来南京的明宫和北京都城的建设，一度被誉为最为豪华的都城。这一连串的都城迁移和重建，都是明王朝权力意向的外在方式。作为权力发出的中心，自然会对都城的空间布局提出要求，落定在什么时空，场所的权力控制和暗示，都需要被充分落实和展开。因此，明王朝初期在凤阳闹剧式的行为结束后，就弃身远去，再也没有回眸，却给淮河流域保留了一个破碎的皇城梦。
沉寂的文道
如果我们要使淮河流域文明复兴，首先需要穿越明王朝留下的那个梦。在历史沉淀中，去打捞和整理那些更重要的文化基因和气脉。虽然，“史前历史证明了在黄河、长江两大文明之间，曾有过淮河文明”，考古发现文物也一再给我们提供着族群和有说服力的文化证据，但事实上，作为身处长江、黄河两大强势文明夹缝中的弱势文明，淮河尴尬的自然地理位置，再加上社会演进中、权力和利益博弈中，被一次次牺牲的结果，随着政治、经济的衰退，文化也逐渐式微。可是，事物总有其两面性，边界模糊，就会有新的气象出现，文化交互与多元、文化的互补与融合，就会相对充分。南来北往、南腔北调，自然会有失文化身份的危险与尴尬，但也给新的文化生长带来机会。历史上淮河文明与楚文明的气质融合，就是这种机会的成功把握。
民间传说此地是老子的出生与成道圣地，丰富、纵横交错的水系，使得老子犹如获得天启。道学取水为道之性格依据，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，就非常准确契合顺势而为、与世无争和无为而治的道学理念。纵观中国古典史，基本是依靠强力建构政权的历史，但在获得政权后，就有治理模式的取舍。但凡战后元气大伤的社会，选择无为而治、休养生息的治理模式，社会就会快速复原，哪怕是权宜之计的短暂的无为而治，也会带来文化的适时生长。
历史上淮河文明与楚文明的合流，并不是政治运作的结果，而是自然、文化与审美实践中的对接，对接的基础是水性文化共同的趣味与价值。在崇尚强力政治的主流话语下，淮河文化与楚文化有着类似的命运，水性性格，过于阴柔的文化方式，处于非主流的状态，都追求内心感受和细节化的审美，也是去政治化的文化特征，这一定在政治层面处于弱势，但在文化层面却往往变得强壮起来。政治上的被动与文化上的主动，是淮河文明发展历史相悖的两极，也成为造就这个区域曾经有过短暂文化高度的社会历史背景。虽然，政治、经济走低，文化大概率也是弱势和守势，基本结局要么被同化，或者被异化，但是，历史上的淮河流域文化因为其多元，并不缺乏文化资源和文明高度，而是缺乏系统的整合和梳理。民间碎片化的传说，与史书里散落的记忆，需要进入学术和精英的视野。特别是那些极有文化含量和文明高度的闪光点，比如老子和道文化，水性文化与艺术创造，农耕文明造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等，梳理并还原出有高度的地方文化系统，淮河文明就不会陨落。
很多年前，我的同事、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，面对安徽人、河南人、江苏人、山东人都称老乡，我十分好奇问他原因，他诙谐地告诉我，他老家是一个四省交界的地方，身份的多义，就有了老乡遍天下的优势。淮河流域的位置和地理相对模糊，反而使得淮河有一种神秘感。因此，何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，就是我们开始膜拜淮河文明的时刻，相信淮河文明不会被永远遮蔽。（作者系人文学院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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