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革开放40年来，为了在短时间内满足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工作需求，中国城市经历了持续高速扩张的“大时代”,大规模的新城建设和旧城改造在全国范围内展开，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绩。然而，“大拆大建”并非城市的常态，增量发展阶段是短期的，存量发展阶段是长期的，“小步快跑”才能塑造百年之城。随着土地资源日益稀缺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任务日渐繁重，以及老百姓对城市功能、空间品质和公共服务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，中国城市基建也日益走向“精细化”。我国超大城市建设和发展亟须从非常时期转向常态化时期，从粗放型增量发展走向精细型存量发展，城市基建进入“小时代”。

事物发展过程中，从粗放到精细是一个跃升。吴良镛先生曾经提出“城市有机更新概念”，将城市描述为一个具有自身生长规律的有机体，倡导小尺度、渐进式的城市更新模式，这将是“十四五”时期中国许多城市将面临的现实。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，城市治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。要实现精细化的治理，离不开精细化的城市空间。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实现，需要从政策制定、规划设计、空间改造、治理实践的全过程嵌套。城市建设要从微观上符合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。

进入“小时代”的中国城市，与“大时代”有着截然不同的建设发展逻辑。在政策制定方面，需要尊重已有社会经济结构、重视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的公平正义；在规划设计方面，应关注城市敏感区、注重对存量空间的活化，探索全过程公众参与，以及多部门、社会组织、社会企业协同的全要素精细化规划技术方法；在城市治理方面，应注重规划实施的持续性、空间及设备日常运维保障、开放的信息交互平台建设等内容。

“小时代”需要体现人民性。“人民城市人民建”表面上看是要求市民能够参与城市建设发展中，本质上是要解决城市发展根本动力的问题。“大时代”的城市建设，主要靠政府投入和企业建设，办公、生活、健康娱乐等空间，要么是公共福利，要么完全市场化购买。到了“小时代”，政府无法完全满足居民的多元化需求，企业不愿意承担低利润甚至无利润的无限责任，这就需要创造“小时代”的城市建设新机制，由政府、市场、居民、社会组织等协同发力，通过科学规划、精确计算、多方协调，重新寻找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价值规律，如老旧小区电梯加装等问题，要有精细化地价值评估，设计新的商业模式，由政府出资引导，吸引市场和居民共同参与，解决出资、补偿、运营等核心问题。同时，基础建设中公共属性较强的项目，在地理范围上是跨小区、跨街区的，如养老中心、文化中心等需按市场性和社会性的不同，分别研究，找出适用的开发和运营模式，没有模式是可以一套到底的。另外，人民城市最重要的是解决个人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，还有获得感，就是让人民在城市里获益。有人获益可能就有人受损，所以需要有针对受损的补偿机制。人民性的考量，既包括了获益部分的合理分配，又包括了受损部分的合理补偿，这样才能实现公平公正，社区才能长治久安。

“小时代”是在微观视角下强调均衡。现在我们面对的主要矛盾是发展不均衡，这种不均衡不仅体现在区域上，在每座城市的微观层面，特别是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这类超大城市，也存在发展不均衡。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在公共交通等配套服务上不均衡，所以在中心城区进入微观层面的基础建设阶段时，可能郊区仍然需要大基建，要兼顾差异化建设，解决城市内部区域间均衡发展的矛盾。

“小时代”需要体现常态性。我国城市建设纷纷进入“存量”时代，需要更多在微观层面进行常态化改造与建设。如果把城市比作一个生命体，“微基建”就是城市细胞层面不断新陈代谢。小尺度的城市“保养”不同于传统大基建大开大合的“一锤子买卖”，是要往复循环、不间断治理的，所以一方面要解决“微基建”的技术问题，另一方面更要建立常态化的制度设计，为社区治理赋能，从硬件和软件两个层面共同为“小时代”保驾护航。

“小时代”需要体现专业性。“小步快跑、迅速迭代”的城市基建模式，能够疏通城市的毛细血管，既是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必由之路，也是推进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抓手。“小时代”需要更多来自政府建设规划部门、高校科研机构、媒体与企业、行业协会与社会组织的专业人士共同参与，一方面将民众对城市功能的诉求转化为公共政策与实践成果，优化城市空间、提升城市品质；另一方面也将各方实践进行有效提炼，不断创新“小时代”的城市建设发展模式和机制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“小时代”背景下的城市有机更新不是单纯为改善生活，它既是生活空间的提升也是生产空间的创造。它一定是要不断提升城市的经济能级，激发城市的生产力和创造力。过去我们把生产和生活空间一分为二，现在我们需要持续创新融合，在生活空间中创造出生产空间，在持续为城市创造新价值中，完成持续的品质提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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