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觉醒年代》已经看了四集，我这个大半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、中共党史教学研究的“古稀老朽”，突然感觉对党史对红船精神的认识和理解，更加清晰，并有所深化和升华。
《觉醒年代》把中国共产党成立放在中国1910年代中叶至1920年代初的大背景下展示，那个年代的时代背景揭示，中国这艘古老硕大的破船危机四伏。中国向何处去？这成为生活在这艘破船上的所有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，不得不思考的问题。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迷茫中探索，终有“先知先觉”即率先觉悟者，带动更多人觉醒，揭开新时代的曙光。
近代中国历史是一部悲壮的史诗，也是一部丰富多彩的教科书。鸦片战争“西方资本主义”强力敲开中国大门，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民族要独立、人民要解放，国家要强盛、人民要富裕，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严峻课题。从鸦片战争林则徐、魏源张开眼睛看世界开始，一代又一代、一拨又一拨的仁人志士，前赴后继地探索救国救民之路，失败了，再重来；失败了，再雄起。而且基本都是遵循这样一个规律：一些有威望或者有影响力或者有阅历（年长者）的率先有所觉悟者，登高呼之，大批热血青年热烈响应，积极追随，“前浪”带动“后浪”，兴起大潮。大潮退去，“前浪”多半躺在了沙滩上，或消亡或退隐，但被带动起来的“后浪”不气馁，继续探索，继续奋进，其中的一些先进分子，成为下一波大潮的“兴风作浪”者，成为带动新生“后浪”的先行者。林则徐、魏源喊出振聋发聩的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当时虽然应者寥寥，但成为随后洋务运动兴起的“标配口号”。洋务运动中的老成之辈力推“中体西用”，但投身洋务的青年才俊悟出物竞天择，不维新不能立。终于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大氛围下，康有为梁启超的“变法维新”形成气候，大批青年人追随康梁，办报纸办学会，鼓吹变法。变法失败，康梁“退化为”保皇，但大批“后浪”选择了孙中山，投身革命。辛亥革命虽然终止了清王朝二百多年的封建统治，创立了民国，但政权握在北洋军阀手中。已经“正式当选”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，可以传贤，也可以传嗣，袁世凯仍然不满足，作为民国大总统竟然要毁掉民国，恢复帝制。而且为了恢复帝制，甘愿向对华一直有觊觎之心的日本出卖权益，以换取日本支持。这就是《觉醒年代》的时代背景，陈独秀等追随孙中山干革命的仁人志士，不服气，不屈膝，不投降，也没有消沉，继续探索救国救民之道。陈独秀以为根本点在于思想革命，塑造新民。
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，提出新青年的六大标准，发起了新文化运动。这在当时的中国，这在迷茫彷徨中的年轻人中，真是一声惊雷，炸醒了无数探寻中国出路的青年，使他们的思想获得空前大解放，产生出新的向往和追求。电视剧选取了典型代表，加以展示。毛泽东、周恩来，都有份量重重的明场戏，表现了他们对“新青年”思想的欢迎，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又愿意投身新文化运动之中，对中国出路有了新思考新担当。他们不是鹦鹉学舌，而是从爱国爱民、救国救民的视角，思考“新文化”的兴起和走向。远在美国的胡适，是作为暗场戏处理的，但是他的信反映了他对“新青年”的关注，对新文化的敏感，他对“文学革命”表现出极大兴趣。细节之处，可以寻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们与胡适们的细微不同，这才是他们日后分野的思想基础。当然，引起强烈共鸣的还有可以算得上陈独秀“同龄人”的“前浪”们，远在日本的李大钊是典型，他知道陈独秀的“能量”和“战斗力”，看到陈独秀的“新青年”展示出的“新青年”陈独秀，李大钊极其兴奋。中国要进步，中国要发展，必须向阻碍中国发展进步的恶势力斗争，有了陈仲甫这枚“斗士”，有了陈仲甫吹响与旧恶势力决裂、向恶势力宣战的号角，乃中国之大幸。这也是他引陈氏为战友的基础。但他的朴素唯物史观，也注定他最容易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。这么波澜壮阔的大时代、大事件，电视剧剪裁得比较适当，凸显了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积极作为，尤其是他在大学讲堂里的演讲，揭示中国病根，又不是望洋兴叹、悲悲戚戚，而是点燃光明，激发斗志，引起热烈反响，也就顺理成章。对于李大钊、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胡适等人对新文化运动的响应，没有写成“耳提面命”，而是展现“心有灵犀”，所有大事，不虚，很多细节，传神。
有个细节不应忽视，在第四集最后蔡元培出场，他赴北京主持北京大学，他的“兼容并包”，吸纳了包括陈独秀、李大钊、毛泽东、邓中夏等一大批“新派”人物，大批思想文化先进分子齐聚北京，聚集在北大。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，接受并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，一场更猛烈的新的暴风骤雨在酝酿之中。
新文化运动，为新思想传播创造了条件。但是，启蒙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时事发展，打破了启蒙运动进程。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，爱国学生走上街头，五四爱国运动爆发。爱国取代启蒙，成为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。五四运动，进一步解放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，并锻炼了人才。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，“南陈北李相约建党”。李大钊留守北京，继续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，积极创建共产党组织。陈独秀到了上海，在法租界老石库门的渔阳里2号继续办《新青年》杂志，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，并聚集一批志同道合或暂时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，创立共产党组织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地方的先进分子、马克思主义者也在积极开展建党和筹建党组织活动。1921年7月，全国性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，最后为了安全，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船上，闭幕。
从上海老石库门房子里创办《新青年》杂志，兴起新文化运动，到北大红楼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，发起五四运动，到上海渔阳里和北大红楼以及长沙、汉口、济南等地组建党组织，再到上海石库门党的一大开幕和嘉兴红船党的一大闭幕，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，具备全国性政党——中国共产党诞生了。中国共产党不是“人造奶油”，她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，她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中国答卷，她是中国人民孕育出的寄予厚望并托付全部“家当”以创造美好未来的“新生儿”。
红船精神，是党的创立精神的高度概括。红船，不仅仅是指嘉兴南湖那条游船，是中国这艘大船。在她千疮百孔迷失方向的时候，一批先进分子，一批马克思主义信仰者、马克思主义者，为她选定了马克思主义指引的航向，为大船染上“红色”，嫁接上红色基因，从此，大船乘风破浪，驶向为中华民族谋复兴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彼岸。
（作者李占才系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）